【2021年 第1期 卷首语】病毒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

病毒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 

一场新冠疫情浸染了整个 2020 年。直至岁末, 全球新冠病毒致病速率不减。这不仅让我们居住的这个 星球笼罩在巨大的 “不确定性” 之中, 而且也印证了卡斯帕尔说过的话: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而作为 “能思想的芦苇”, 人们再也无心重复他的后半句话——— “由于有了思想, 我却囊括了宇宙”, 只是下意识地说出: 别了, 2020!

令人沮丧的是, 当理性以为可以通过寻找病毒的基因序列发明战胜病毒的方法时, 病毒却以变异的速度压制疫苗研制的速度, 显示理性的有限性甚至是理性的溃败。换一个角度看, 这似乎有助于把人们从笛 卡尔式的精神实体中拽出来, 回到人与病毒的物质性, 在关注身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之中理解人与病毒的具身化交流。随着人们不断加深对这种具身化交流的体验, 病毒悄然形塑人类的认知, 嵌入人类语言结构, 在信息技术、 道德生活、社会文化肌体、 日常消费等方面的抗病毒修辞之中, 表征一种侵入性力量、无法控制的污染和难以抵御的欲望。

这种物质性转向也带来了人类思想的转向。自 1899 年遇见第一个已知病毒烟草花叶病毒以来, 人类逐步了解人与先于人存在的病毒之间的秘密: 人类基因组上有大约 8%的序列来源于病毒, 人和病毒组成了难 以分割的混合体, 病毒既是致命的也是给予人类生命的物质。在生命解码的入口处, 病毒教人从人与病毒共同进化的历史来领会人类生命发展史, 把人还原为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而成为的人, 并进而引导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途。人们得以转向人与病毒的适应过程, 去理解人类与病毒的空间关系对政治地理环境、 城市工业网络、 社会政治生态的重塑。同时, 人们沉浸于这种关系去重新理解人类文明交流史,发现随着天花、霍乱等疫苗抗体的发明, 病毒取得了与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 寄生于文明肌体, 深深介入 文明间的交流过程, 制造了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由此看来, 病毒更像是一颗 “酵母”, 作用于人的身体组织, 进而作用于人的心灵, 使其把人纳入自然、 生物、 物的关系中考量,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交往, 深入到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情境之中, 建构人类回应万物并与万物共存的传播空间。显然, 病毒这颗 “酵母” 已触发思想的 “发酵”, 转化为传播研究领域获取新的思想能量的重要基础。

事实上,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HIV 病毒、 埃博拉病毒与 IT 病毒成了一种并列关系, 表征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之间控制与失控的不确定性关系。作为微寄生的病毒以 “媒介” 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实现连接、触发与转变, 这使得它在健康传播、 科学传播、 风险传播、 危机传播等领域持续发酵。“病毒的隐喻” 嵌入学术话语, 启发人们在传播权力关系之中反思自身的危机。病毒的传染性构成了多种生物组合形式, 反映出人与人、 人与万物关系的不确定性, 从而将传播研究推入不确定性传播关系视角。

眼下, 病毒正在变异, 已把散居地球的人还原为栖居于 “病毒星球” 的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身体免疫系统对病毒的反应揭示了人的存在, 照亮了回归自然之路, 通过人与病毒相互作用又相互容纳的复杂关系, 映射出万物之间相互依存、人与万物的互动关系。这也许能让那个 “能思想的芦苇” 跳出人与自然之界, 从 “囊括宇宙” 转向亲近万物, 行走于 “万物皆媒” 的世界, 在生物间的多样性关系中拓展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

单  波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